又有两个国家级都市圈“官宣”。

　　12月20日，广东省政府网站发布广州、深圳、珠江口西岸、汕潮揭、湛茂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。其中，《广州都市圈发展规划》《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》都有一句特别的表述“经国家发展改革委衔接函复”。这意味着，广深两大都市圈已获国家发改委函复，获批为国家级。

　　自2019年《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》发布以来，已有13个国家级都市圈相继获批。作为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，都市圈承载着支撑全国经济增长、经济转型升级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期望。

　　但面对现实，不少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，还存在“隐性壁垒”“一核独大”“竞合困境”等问题。

　　当前，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，城市产业结构、区域协同步调都面临调整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都市圈发展如何更新定位，打造区域创新新优势？

　　近日，在由智联招聘发起的“新动能·新职场”2023中国年度最佳雇主颁奖盛典暨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上，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、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俞建拖，四川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教授、四川大学人力资本开发研究所所长罗哲，围绕“大都市圈发展共建与区域协同创新”主题，展开了深入探讨。

　　良性互动

　　从经济学角度来说，城市的本质，在于不同经济活动的频繁接触。城市的发展源于集聚效应，都市圈同样如此。

　　“看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成长，成功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不成功的各有各的故事。”张斌指出，放眼世界各国的增长轨迹，但凡比较成功从低收入、中等收入慢慢走向高收入的，其城市形态都有相似的变化过程。

　　即随着城市经济增长，人口不断涌入城市，然后又从这些城市进入更大的城市，大城市、都市圈越来越大，人口占比越来越高。这种人口流动的变化，是一个规律性现象。

　　在张斌看来，人口多、密度高，正是都市圈的两大特征。这带来的结果是，“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差异性就出来了”。

　　什么是差异性？

　　“在村里、在老家，你可能看大家都差不多；但到了大城市，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可以比原来看到的精彩很多。”张斌进一步谈到，差异性意味着对人学习的激励、改变的激励，“所以当城市密度高、差异性大的时候，它不光会带来提高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，而且能够提供更低的学习成本和更多的学习机会”。

　　换言之，大城市、都市圈有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积累。“很多人从农村、小城市到大城市打工、上学、就业，这是一个人口迁徙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人力资本提升的过程。”

　　在“经济越发展人口越集中”的趋势之外，张斌还观察到都市圈发展的另一大规律——

　　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成长过程，它的经济活动首先都集中在农业部门，然后进入工业部门，最后进入服务业部门，几乎没有例外。在这个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，“服务业的作用就是化肥、种子、农药，能够支撑工业部门进一步升级。”

　　张斌解释，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的过程，不是所有服务业部门都能有更快的增长，往往只有那些技术密集型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，比如科研、教育、商业服务、金融及医疗服务等，其增长才能快于GDP增长。

　　从投入的角度而言，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创新和知识含量，而这最终都凝结在“人”的身上，人力资本越发成为稀缺因素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。

　　综合来看，一方面，当经济进入结构转型期，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，人力资本需求不断提升；另一方面，都市圈的发展又恰恰有助于增加人力资本供给，由此形成一个供求良性互动的过程。

　　“所以都市圈发展、经济结构转型、人力资本提升，是一个良性增长过程不同侧面的表现。”张斌说。

　　开放精神

　　按照定义，都市圈是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、带动功能性强的大城市为中心。理想情况下，中心城市应辐射带动周边节点城市整体发展和经济增长。不过回到现实，一个常常引发争议的问题，就是大城市虹吸周边中小城市资源，剥夺其发展机会。

　　在俞建拖看来，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。

　　他和团队一直在进行中国城市群均衡协调发展研究。根据其对包括珠三角、长三角、京津冀等在内的12个城市群的一体化跟踪分析，尽管总面积只占全国20%左右，但12个城市群人口占比从2006年超过61%上升到2020年将近65%，经济总量更占到全国3/4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城市群、都市圈人口集聚趋势仍在延续，是经济地理最核心的依托空间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如果观察城市群内的区域经济差距，从2006年到现在，12个城市群中，有 11个城市群地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持续缩小，只有京津冀地区没有明显改善。

　　“其实不用担心人流到中心城市来。”俞建拖指出，需要担心的是人才资源要素流向中心城市后，剩下的其他资源要素有没有有效配置，以及中心城市的优质资源要素有没有实现反哺，重新进行资源要素组合，“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加强产业合作互补，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，正是都市圈建设需要破解的难题。在罗哲看来，都市圈发展，“开放精神”很重要。尤其在当下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，产业结构持续调整，也推动着区域经济格局重塑。

　　王小鲁指出，随着数字经济发展，信息交流增强了与物流、交通运输、商品流通的协同效应，能够大大降低成本，提高人流、物流、信息、资本流等要素流动效率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都市圈影响力，增强了其辐射效应。

　　基于此，他认为，未来的都市圈可能呈现网状结构，有一两个中心城市，周围有成片的中小城市，通过密集的交通网、信息流连接在一起，这种都市圈的辐射功能会更强，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会更强。

　　城市生态

　　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，“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，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。”人口迁移是用脚投票的过程，人口集聚背后其实是产业资源和就业机会的集聚。在罗哲看来，都市圈协调发展能够增强城市的产业聚集能力，产业集聚能力增强又会相应提升城市就业吸纳能力。

　　不过，俞建拖也提醒，很多城市为了发展重点产业或重要技术，往往过度把资源集中在支持相关产业人才引进等方面，过度强调对高端人才的吸引，忽略了对更多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，这某种程度上容易导致产业生态失衡，对就业是不利的。

　　“城市发展是一个生态，不仅需要‘狼’，也需要很多‘兔子’，不光需要很多高科技人才，也需要偏劳动密集型的人才。”张斌进一步指出，根据相关研究，城市如果降低对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力度，将更多资源用于补贴低收入人群，对降低人力成本、提高城市竞争力，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。

　　为此，张斌认为，大城市在着力吸引高科技人才的同时，对低收入群体要给予更多关注。

　　俞建拖也指出，当前，我国正在着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，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公共服务，尤其是子女教育等方面，降低他们在城市生活定居的成本；另一方面要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提供更好的发展前景。

　　他还进一步谈到，随着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，不仅能给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，也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和机会。

　　如何将这种机遇和潜力进一步释放出来？王小鲁谈到，都市圈发展需要更好的法治环境、营商环境、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。随着都市圈和城市的发展，对地方政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，更加强调政府职能转变，更加需要提供完善服务，这样才能配合市场功能的发挥，推动整个经济往前走，推动都市圈健康发展。